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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承创新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三孝”文化倡议者陈阳南访谈纪实

时间:2018/8/24 7:43:56 点击:

  核心提示:《德孝中华周刊》广东深圳讯(陈淳安)从2016年6月25日起,由深圳华昱机构董事局主席陈阳南在世界陈氏企业家联谊会“三孝文化”筹委会上,作了题为《千年变局中的一个支点》的发言,...

《德孝中华周刊》广东深圳讯(陈淳安)从2016年6月25日起,由深圳华昱机构董事局主席陈阳南在世界陈氏企业家联谊会“三孝文化”筹委会上,作了题为《千年变局中的一个支点》的发言,论述了“三孝”文化的内涵和传承问题,以及其历史社会地位,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引起了多个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的关注。回顾二年来的“三孝”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此,《德孝中华周刊》进行了专题访谈

问:陈先生,我们整理了您在世界陈氏企业家庭联谊会“三孝文化”筹委会上的讲话,试图从中寻求您的一些理论脉络。能否给与释义?

陈阳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我们首先搞 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何谓“三孝”,怎样去看待“三孝”?

简而方之:孝父母,孝师长,孝天下,也可以说是孝顺父母,敬奉师长,爱护人民,这就是我国历史文化演变中形成的所谓“孝道”文化。显然,孝父母是基础,孝师长上延伸,孝天下是普世。中国是一个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农耕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家庭血脉承传,成员之间相依为命。我们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全句是:“不孝者三,一曰阿意曲丛,陷亲不义;二曰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三曰不娶无后,绝其袒祀。”由此推而广之,孝道文化扩大到社稷伦常,这便有了“三孝”文化的概念归集和丰富。这种文化,极富人性人伦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信心价值。

在这是,我们将“三孝”文化形象化,包括:一是孝顺父母,以首开孝道文化先河的舜帝为代表,谓之孝帝;二是敬奉师长,以唐代高僧玄奘大师为代表,谓之孝僧;三是教化众生,以地藏王菩薩为代表,谓之孝佛。

问:您提到家体国体高度融合,构成了“三孝”文化的至高层次和境界,能举一些拿例子吗?

陈阳南: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简单地看两个方面:一是从组织体系上看,大家都知道隋文帝开创了中国古代举世认可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朝廷也开设了举孝科目,选拔任用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廷做官。历代朝廷把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与举孝廉制度的孝子选拔等同看待,实际上就是对德才兼备的重视。到了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科,以孝治国理论就完全组织化了。

另一方面是从思想体系上看。《论语》中首提犯上作乱的概念。怎么理解犯上,近则欺师灭祖,不孝敬父母,是为犯上;冒犯上级、不尊崇君王,亦上犯上之大忌。程朱理学对此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父为子纳,君为臣纲”的理论,把孝与忠统一。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君之道。忠孝合一最好,若忠孝不能两全,则忠是第一位的。孝道思想就是这样完成了从人伦感情出发达到其和谐社会的政治目的。

问:“三孝”文化毕竟上一种传统文化的范畴,其中有精华与糟粕,有真与伪,对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吗?

陈阳南:既然有真与伪,有精华与糟粕,那就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想,这样的一种取舍应该是每个国人都可接受的基本态度。

“三孝”文化对于当前的社会思想实践是否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论述,认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中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我再作一些具体的理解:

一是“三孝”文化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多变、利益多样、价值多元,应当说这是一个好事。但上从另一个方面看,是非、荣辱、美丑不分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混乱的社会价值取向,道德感召力的严重弱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孝道文化有着千百年来在民间固化而生成的强大力量,是坚守道德底线的坚强后盾。

二是“三孝”文化是治贪反腐的利器。当前社会贪腐横行,人心不古,这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一种负面。对此,必须教育与惩罚软硬兼施,而且应该偏重于教育。孝道文化连结着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氛围,能有效唤醒人们的自性良心,发挥着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作用,用从根本上消除和抑制贪腐之念的发生。

三是“三孝”文化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具体依存标准。积德行善,爱家爱国,敬业奉献,它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行为,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共同遵循的行为方式,比如家庭和谐,婆媳和睦,妻贤子孝,尊长爱幼等,都可以具体的体现,易于为大众理解和接受。

问:您在讲话中提出了千年变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陈阳南:孟子有一句名言:“五百年必月王都兴”。所谓王者,领导者也。孟子的话,本意就是对历史兴衰、变化更替的概括。中华文明历史五千年而水衰,世界唯一,从根本说是孝文化起着托底的作用。近代我们落伍了,但上,当我们经历三百年的沉睡,三十年的反弹,GDP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举目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格局处在巨大的变化和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便是山雨欲来的知年变局的开始。

有趣的是,古代奇书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和刘伯温的《烧饼歌》,竟然都有关于中国21世纪之后将成为“五百年超强大国的”预测,看似巧合,而实际上这种重新崛起、重铸辉煌的现象,是建立在具有深邃文化传统底蕴之上的必然结果。

问:为什么崛起的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

陈阳南:问得好,触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我把它称作:支点。古希腊人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大国的崛起,支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在总结,外国人也在探讨。

可能西方人非常不解,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也从西方开始,而中华民族何以突然之间重新挺立于潮头?显然不是科技本身,更不公公是经济力量的作用。于是便有了美国《纽约书评》记者“中国的革命性发现”一文对《郭店楚简》的讨论;有了柏格鲁恩和加德尔斯合著《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对民主政治的反思,以及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对”王道思想“、天下概念”和“贤能政治”的争论。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使这些西方的精英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的力量和差异是本质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一书,关于“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的预言,更具有代表性意义。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不仅体现在佛教、儒学、道教的博大精深;而在国家治理上,历代明君有着一个共同的着力点,那就是“武功文治,重在文治”,而文治,“三孝”文化便上核心体系,它让我们回归时政中道,回归人生本心自性。

这个支点,西方没有。这个千年变局的支点,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牢固地奠基了。

问: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陈阳南:当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简言之,一是在小处着力,做德行良好之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二是在实处着力,做知行合一之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知孝理、守孝德、践孝行”,“知行合一,止于至善”。扎扎实实,同心协力,搞好淮阳“三孝”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这是我们的行事准则,也是我们追求的共同目标。

作者:陈淳安 来源:德孝中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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